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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戈——从曲师到泗北发动抗日武装的经过

来源:曲阜党史研究室    作者:党史研究室    发布时间:2017-09-27    点击数:

管戈

 

我是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考入曲阜省立二师学习的,是曲阜省立二师六级的学生。由于曲阜省立二师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党的活动和党组织的建立都比较早。因此,学生运动相继兴起。一九二八年以后,尽管党组织屡遭破坏,但党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我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兖州卧轨南下请愿、抗日反蒋等活动。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对曲阜省立二师革命师生进行大逮捕时,我也被捕,押到济南监禁,在狱中度过了四年非人的铁窗生活,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狱后回到家乡新泰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我相继发展了郅云晴、韩谷山、李春芝等几个党员。是年十月,我的活动被韩复榘的特务察觉,党组织负责人刘子军、王迫悟商量,为了党组织和我的安全,即指示我报考短期小学教师训练班,暂时隐蔽一下。当时恰遇有个姓韩的(名字记不清了,一九三二年被捕前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考上了国民党教育厅的科员)到新泰招生。他找到我家,询问我被捕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把自己准备报考短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的打算告诉了他,他不同意我的想法,建议由他联系还是到曲阜二师学习。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我又重返曲阜省立二师,被编在十一级三班。到校后,我经常看到同班的曹宇光、张建国、杨震思想比较进步,他们时常看一些进步书籍,谈一些评论时弊的话,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注意。起初,他们对我存有戒心,疏而远之,过了一段时间,通过我多次主动地接近他们,才逐渐消除了他们的戒备心理,继而始谈论一些有关时事的话。曹宇光有时守着我看进步书籍,还各抒己见地共同探讨一些社会诸方面的问题。彼此间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有一次,我主动地向他公开了我的身份,以及入狱前后的一些情况。他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对我的行动钦佩、赞赏不已,并说他有一位同乡叫周蓝田,在十级,原在济宁省立七中上学,因有共产党嫌疑,被学校开除转来二师的,与其关系很好。我当即提出能否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曹宇光欣然应允。随后,便和周蓝田同志认识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周蓝田同志的关系很快亲密起来。因周蓝田在济宁省立七中被开除后便同党组织失掉联系,为便于今后的活动,凑了个机会,偕同周蓝田到新泰工委找到了王迫悟、刘子军,经向他们介绍了周蓝田的情况后,才与其恢复了党的关系。一九三六年秋,我和周蓝田发展了朱启昭同志(与周蓝田同班)为中共党员,尔后建立了党支部,我为书记,周为组织委员,朱为宣传委员。党支部建立以后,利用周曾在济宁省立七中上过学,情况比较熟悉之便,我们俩经常到济宁一带活动。西安事变后,与周蓝田又发展了曹宇光(泗水人)、杨震(济宁人)、张建国(梁山人)入党。年底,张、杨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遂被学校秘密开除。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党的领导下,曲阜二师的进步师生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开讲演会,停课上街游行,到农村去,唤起民众,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募捐慰问前方抗战将士。然而,我们所开展的这些活动,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同时受到校长杨书田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极力阻挠和破坏。西安事变后,他们攻击共产党,污辱谩骂张学良、杨虎诚二将军,张贴反动标语,把张学良的“良”字写成“狼”字,排斥打击进步学生,窥视学生活动。同学们也与他们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党的进步骨干,党员遂增到十几人。为加强对抗日救亡斗争的领导,同年九月,曲阜省立二师党支部扩大为特别支部,我与周蓝田是负责人,主要领导曲阜、泗水、兖州、济宁等地学校党的工作。

特支成立后,我们领导学生利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开展工作,培养积极分子,继续发展党员,和压抑刁难我们活动的反动校长杨书田、国民党特务进行机智的斗争,组织每周抗日演讲会,并借杨书田克扣学生伙食费为由,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书田的学潮。杨书田一看学生运动不可遏止,被迫以到济南教育厅请示工作为借口,躲避起来。学生派代表随到济南进行交涉,质问杨书田为何扣发学生伙食费,杨被学生质问的张口结舌,无言可对,只好表面应承许诺,但返校后又食言自肥,更激起了学生的气愤,各班学生整队怒冲校长室,杨书田见势不妙,又在校外躲藏半月之余。

在这半月中,我们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学生自治委员会,在大礼堂连续召开群众大会。共产党员朱湘海和我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揭露了杨书田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卑劣行径,痛斥“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杨书田畏惧学生运动,始终不敢露面。我们独出心裁地想了个办法,组织学生在曲阜城里的大街小巷布贴寻找杨书田的启事:“曲阜师范学校走失校长一名,名杨书田,脸上有麻子,请知其下落者相告,不胜感激”云云,搞得杨书田丧魂落魄声名狼籍,终日不得安宁。杨书田恼羞成怒,遂派他的特务学生经过窥探侦察,得知这次闹事的发起人后,便勾结韩复榘,派来吴化文手枪旅的一个营包围了学校,用武力强令解散学生组织,杨书田乘机溜回学校,贴出布告,宣布将周蓝田、我、曹宇光、于汉卿、朱湘海、王国栋、范铁民、杨震、刘安镇开除。一时轰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时称我们九人为“九君子”。

我们被开除后,有些不堪忍视杨书田卑劣行径的进步教师弃教辞行。同学们也义愤异常,纷纷组织起来,召开大会,同反动透顶的杨书田进行公开辩论斗争,散发《告曲阜父老书》,呼吁赶走国民党党棍杨书田,欢迎“九君子”回校。并在一个晚上在大礼堂召开欢迎“九君子”回校大会。会场内外,布满我们持枪站岗的纠察队,以防止特务的破坏,大会由王国栋主持,我和周蓝田到会讲演,讲杨书田压制和破坏抗日救国运动,断炊克扣学生伙食费等卑劣残忍的行径。我们把他的法西斯罪行讲的淋漓尽致,台下不少同学掉下了同情的泪水,顿时化成仇恨的火焰。讲演完,同学们拿起军训用的木枪,跑到杨书田家找他算账。杨书田做贼心虚,闻风弃家落荒而逃。同学们气愤之下把他的家给砸了。

之后,杨书田见施计未能使学生“就范”,不得不拿出他最终的伎俩,宣布提前放假。假期间,杨书田又陆续开除了几个在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我们被开除后,特支动员了一些被开除的同学到延安去,于汉卿、刘安镇、杨震、范铁民等就是这时到延安的。我和周蓝田到济宁欲赴延安未成,我经新泰到了泰安城里,在刘家店找到鲁中工委的负责人孙汉卿同志,向他汇报了泗水县党员名单。孙汉卿同志遂向我传达了全省要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我即启程返回泗水,找到了周蓝田。根据工委的指示,我们着手在丑村、柘沟、车家庄三个点上发动抗日武装。我和周蓝田负责丑村点,吃住均在周蓝田同志家。经过动员、发动,最后组织了八十多人枪的抗日武装队伍,于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初五,奔赴徂徕山,参加了省委领导的武装起义,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去。

撰稿人:管 戈

1985年1月

 

附:管戈简介

管戈,又名管毓筠,1913年生,山东省新泰县(今新泰市)人。

1928年,他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12月,鲁南七校的学生汇集兖州准备南下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拒绝发车,他与30余名骨干学生组成敢死队,卧轨截车,使津浦铁路中断4昼夜,此事震动全国。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团小组扩大为团支部,为负责人。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1936年3月,被营救出狱,即迅速与新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由党组织联系重返曲阜师范学校(1934年,山东省立二师改名为曲阜师范学校)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周蓝田等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曲阜师范学校支部,为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曲阜师范学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年9月,中共曲阜师范学校支部扩大为特别支部,仍为负责人,领导曲阜、泗水、兖州、济宁等地学校党的工作以及曲阜、泗水农村党的工作。后在国民党韩复榘当局的镇压下,被开除学籍。离校后,与周蓝田在泗水丑村一带组织了近200人的抗日武装 ———泗北抗日自卫团,为负责人。1938年2月,与孙汉卿、周蓝田等人率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五中队指导员。自1939年,先后任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科长、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1942年春,被抽调至莒南县大店区下河村搞“双减”试点,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将取得的成功经验编印成册发至各地,作为基层“双减”工作教材。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先后任滨海区三专区(滨中专区)各救会会长、莒南县职救会会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至1948年,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土改工作队队长、土改工作团团长、土改指挥部土改科科长。194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职工工作委员会筹委会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7月,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11月,任山东省劳动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9月,任山东省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1960年5月至1964年5月,任山东省劳动厅厅长、党组书记。1961年4月至1966年3月,兼任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6年3月,任山东省公交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3月,任山东省革委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79年10月至1981年7月,任山东省统计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后任党组书记。

1983年7月,任中共山东省顾委委员。1985年3月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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